花 建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主持人花建：各位来宾，下午的高峰研讨进行了两场，但是越是到后面越是高潮迭起，话语珠玑，大家的热情、智慧、想像、愿景也在这样一个场合里面被一次又一次的激发出来，我们下面要进行的是高峰研讨的第三个单元，主题是“中国式文创新镇与国际比较”，光是这个题目就给我们留出了巨大的想像空间，因为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欧洲的国家、美国的城市、日本的城镇，也都先后经历了这样一个城市化、城镇化，乃至于再城市化的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也有许多文创产业的经验。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波兰广阔的新兴城镇化展开的过程中间，中国如何来接近国际经验，并且立足本土资源，把文创新镇更有效的推向前进，我们下面请出的几位嘉宾是，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顾江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教授李怀亮，浙江财经大学附校长黄建新教授，旺旺中时媒体集团《旺报》社长黄清龙先生，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廖嘉展，有请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助理王齐国研究员作为第三单元的嘉宾主持，下面掌声欢迎。

王齐国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助理

主持人王齐国：论坛进行到现在，各位嘉宾，还有从全国各地来的朋友们，大家辛苦了，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有一次如此美妙的聚会，在这样一个平台下，我们凝聚的不仅仅是智慧，当改革到现在也是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更加深入的一个时段，所以中共中央的十八大，以及刚刚闭幕不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新发展和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在今年的这个论坛上，为了迎合中国城镇化的建设，我们专门设立了一个叫中国式文创新镇与国际比较，在中国城镇化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展，当然中国的城镇化带来的一定是一场革命式的建设。如果在2012年，刚刚讲到中国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时候，我说我有一个焦虑，这个焦虑就是，在若干年以后我们有可能看到一大片只有建筑而没有内容的文化产业园，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们建设文化产业园的动机不仅仅是做文化产业园，大量的资本在政府的诉求之间快速进入，参与圈地运动，而这个现象在我们北大文化产业研究院不只一次、也不只一个老师讲到这个问题。我们说到今年的城镇化问题的时候，我想这个焦虑依然是存在的。

党中央和国务院一再强调，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我们要以人为本，但是以人为本如何来体现？今天在我们第十一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上，我们将就城镇化这个过程当中引进文化创意产业或者说通过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命题。当组委会和我交流的时候，给我们这个环节设置了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我通过和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我想我们依然就一个共同的问题来谈，我想有这么多从全国赶到北大出席新年论坛的朋友们你们最想知道什么，实际上从内心里讲，你们来到这个平台下，我们也想让你们带走最生动、最鲜明的观点，同时也最有实用性的、也知道意义的观点，所以我想延续我们刚才论坛的形式，但是问题我提出来，就是在我们这五位嘉宾当中，他们心目当中的文创新镇是一个什么样的，他们心目当中的文创新镇，或者为什么有这样的魅力，我们也请他们从自己的观察当中，对中国的文创新镇给予定义。所以首先我把这个问题请怀亮先生，怀亮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他是传媒大学文法部的部长，也是最早研究文化产业的教授之一，这个问题请李先生说一说。

李怀亮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教授

李怀亮：以前大家研究文化产业的时候，基本上是把目光聚焦在国际型的大都市当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穷乡僻壤是搞不了文化产业的，而文化产业必须要有人流，要有巨大的人流，像纽约、东京、伦敦、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型的城市，才有这么大的人流积聚，每年有上千万人的客流才能形成国际影响力大的文化产业，而在一般的乡村要做文化产业成功的很少，人员积聚也不充分，力度不够，所以一般的乡村做文化产业很难，这个论坛，把目光聚焦到了新镇，也就是城镇的建设，聚焦到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当中，小城镇的建设，代表这是一个研究的或者说一个视野的很好的转变，这个转变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变化。

从整体来讲，中国新一轮新型的城镇化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当然有很多问题，但是由于计划经济带来的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大型城市集中了最大量的资本、人才、工业的设施，各种资源要素都在往大城市积聚，而农村被边缘化程度非常非常严重，农村、农民、农业，过去说的“三农”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运动当中、浪潮当中，只有把城镇化建设好了，只有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这个使命完成，中国才可能真正的强大，因此对新型的城镇化当中无论的使命或是文化的作用就寄予了厚望，因为以前的发展基本上是资源性的和投资型，资源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发展，在新形的城镇化建设当中，应该是一种创意型的、文化驱动型的这样一个发展新的模式，而要说到国际比较，现今来说比较不容易，由于在发达国家发展的均衡性，地区差别相对少一些，城乡的差别相对小一些，而且像欧洲一些古镇，实地到欧洲这些古镇去参观、访问，就会感觉到他那个空间非常惬意、人性化以及舒适，其色彩各有区别的，蔚蓝的大海、蓝天、红色的屋顶、白色的墙面，营造出非常惬意的环境，这是因为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的，在这种前提下比较与中国目前的城镇化里面，两个起点不同，做起来很难，但我们所要做的是建设新型的乡镇，且要有文化的驱动，我们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模式，而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做新型的城镇化，也不是关注文化是不是可以当作驱动力来建设这个城镇化，而是要怎么样建设城镇化，在整个城镇化过程当中，文化如何起到驱动力的作用。

以下大概举出几个小型城市或者比较大的城镇做一个盘点和点评，现今我们可以粗略的发现有这么几种模式： 1.比方说西班牙的比尔巴诺，过去是一个资源型的城市，工业污染比较严重，后来由于引进了彼得海姆博物馆，当年的收入就占了财政收入的1/4，这种模式叫大型场馆的建设。

2.奥地利的布雷根斯，因为有一个艺术界，主要是歌剧，小城镇蜚声世界，二战以后是比较破败的景象，但是当时在湖面用两条船搭建剧场，到现在每年都有新的主题，演出非常壮观，在湖面上演出，是大型的节庆活动。

3.国内的村镇，像浙江的周庄、江西的婺源，这些是有传统的文化遗产，传统建筑的风格，来供人们参观，供人们欣赏，这也是和旅游遗产结合在一块的，也有自己的模式。

4.北京宋庄，宋庄的模式是一种人力资源积聚的、画家积聚的，是靠外来的人才兴镇的这样一种模式。

5.深圳的大河村，是一种产业积聚的模式，但是其产业规模和企业规模比较小。

6.好莱坞是国际超大型的企业积聚的地方。

无论是小型的还是超大型的，从上述提到的城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新型城镇是一个可以体验的空间，是一个非常非常宜居的地点，对当地的民众能够带来非常好的文化体验的场所，还有，他们的资源都是可以进行市场转化的，可以看得见的、非常明显的、成熟的市场模式的，而不是仅仅靠资源的禀赋和市场脱轨这样的不成功的，都是有市场化、产品化、可参与性。

主持人王齐国：在几位嘉宾当中，只有顾江教授我们有单独的沟通，所以刚才怀亮教授演讲的时候，我想顾江教授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酝酿，下面把时间留给顾江教授，让他用他的观察和思考来告诉大家他心目当中的文创新镇，以及他了解的著名的案例，与大家分享。

顾　江　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顾江：我想重点谈几个我的想法和观点，文创新镇，不仅仅是文创新镇，此次高峰研讨之主题内谈到“红利”，我们应该谈几个方面的红利。

一、人口红利：计划生育在日前放开，目前的条件下中国有两个自主性，一个是独生子女是全世界没有的，独生子女对中国的文化产品需求和服务的需求实际上是任何国家的这些需求是不一样的，他要有自己的个性，又要能够有自己的价值、感觉，所以在我们特别是近十年来，文化产业这么快速发展当中，我们和接轨层次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应该明显的感觉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我们新一代的领导提出增加公平力，可能会对我们文化产业、产品的需求，无论从数量特别是需求的结构上将有巨大的转变，这也是会促进我们今后文化产业结构转型、产品升级、质量如何提升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潜在的领域，不仅是数量上的。

二、文化产业制度红利：我参加各种各样的评审，从发改委到财政部、到财政厅、到国家科委，那么多项评审，会发现原来我们文部所属的小文化这样一系列的项目，现在到发改委、到其他部门去就会发现，居然2/3都是文化产业的项目园区，所有的部门蜂拥而至，这不是我们制度体现的红利是什么呢，但是制度红利在一定时期上面制度产生释放的生产力推动了GDP的上升，推动了文化产业规模的迅速发展，推动了文化产业速度的增加。刚才王教授讲到了产业园区，但是这种红利也会像一个弱者吃了补药，突然一下变强以后，如果没有很强的实体效应和我们创意能力的跟进，可能会产生负效应，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现在的产业园区、聚集区城镇过程中，几乎都没有差异化的文化产品结构、产品类型、文化产品。走南闯北，我们看到的越文化、南文化等等各种各样的文化，会发现大相径庭，很多过去不相近的逐渐会变得越来越相近，所以这样对我们产生了困惑，今后我们城镇化过程当中是不是所有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基于地域特色的文化的传承，这种传承的精品，这种传承文化的精髓，是不是北大中文化所替代呢，这是需要思考的，所以我觉得制度红利也会产生巨大的负效应。

三、文化基础投资与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提升：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所要进行的大文化基础领域的投资与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提升，但是这个提升也有问题，要如何真正的提升能够提升他的使用效应，能够产生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互相匹配，而不是把所有文化场馆全部放到KTV、歌舞厅、放到所谓的产业文化当中，在欧美国家，在美国，即使是很小的镇，能够一个创意走遍全美国，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网干你所要干的事情，这对身在中国的我们是很困难的，我们现在所用的全部是私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是我一个概念，提出来公共文化设施如果一旦在城镇化扩张过程当中可能会变成一种利益寻租，同时还可能产生另外一种不良现状，或者是一种不好的现状，我这次在北川，与四川省的一个合作协议，北川是一个容易有地震的地方，但是所有的公共服务设施全国是我觉得最厉害的，其人口也只有十多万，现在可能只有八万多，但是他的使用效率，在那个地区我个人觉得是最落后的。在这当中就有一个问题，其公平性或者说文化公共财政投入的公平使用效率，之间的权衡、平衡，我们在城镇化过程当中如何去思考、却衡量，这个也要思考。

四、战略红利：目前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是一种趋势，但是这种战略和欧美和国际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或者文化发展的战略比较，却欠缺许多，（一）精致化；韩国的韩国综合艺术大学，所有的本科、硕士案例教育和科技教育，政府会直接把钱拨到一个实验室去，拨到一个项目区，所谓的精致化，所要考验的对象是市场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你所创造出来的文创产品和服务，这种战略在城镇化过程当中也值得思考，依照现在发展，大城市已经没有地方，更多的地方是把很多大城市文化创意的东西转移到二线城市，甚至可能今后是三线城市，因为大城市的成本太高，在上海，我们调查了很多开发区和经济区，很多园区企业承受了很大很大的开发成本，而人们在里边能够继续存活下去，都是一些手机网游公司、快速成长的公司，而大量一些做其他公共服务的公司已经很难存活，但是另一换位思考，难道这些企业转移到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就能活下去吗？这里面有一个产业转移，从大城市如何转移到我们所谓的新型化城镇过程当中的其他的这种城市和城镇化当中去，使他们能够获得收益使他们能够在里面获得成长，我觉得也值得思考。

最后，在中国的国际化视野还受限制，其可从两方面探究原因，一是制度体制限制，目前现有条件下大文化系统还没有把其他系统罗列起来，形成真正的文化产业价值链。二是虽然都在搞创意，但是不知道创新的机制，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澳门调研，澳门每一年的接待人数3千多万人次，而最近澳门又重新造了一个葡京、造了一个威尼斯，以储备接待6千万的能力，我记得在20多年和厉以宁教授讨论过股份制，当时谈股份制时可能是很多人不理解，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事情，是资本主义的融资方式，而在今天已经根本不用去证明，有一些发达国家好的这种文化产业，或者是国家这种创新的一些企业战略能不能重新思考和定位呢，而不再消耗城市的物资资源，增加那么多污染的情况下，同样能够创造更多财富和人才积聚呢，我认为澳门这种模式也不是不可以的。人类的发展，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就是为了人类的和谐，不是在紧张、压力的情况下，而是在一种自主、宽松、休闲和自我价值不断深化过程中体现自己的价值，这才是文化发展最后的根本所在。

主持人王齐国：感谢顾江教授。在我们这个环节的论坛上，有幸请到了几位台湾朋友，其中有一位就是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廖嘉展先生，他为了出席这个论坛精心做了一个PPT，这个PPT时间关系，但是他又很愿意与大家分享，我们就用5分钟的时间请他展示给大家看看，有请廖院长。

廖嘉展　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廖嘉展：我将以台湾的经验来看在未来发展中的可能性，在台湾这种新的可能性必须从1999年谈起。1999年新故乡文教基金会成立，同时也是在基金会发展中很重要的阶段，因为在基金会成立的半年内台湾发生地震，在这样艰困的局面中在偏僻的社区里面如何兼顾未来的生态跟生产有序发展的可能性，我们从国际经验里面得到非常重要的概念，即愿景的概念，面对这么大的灾难，或者看中国式的生产发展过程中我们到底要发展什么，以及发展什么样的内涵，主体又在谁，这个过程就是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思考，尤其是我们进入到社区去，发现一个穷困的地区，而这个地区如何将他的社区资源的差异化成为愿景的思考，不管在技术上或者人整合里面最重要的关键。

这个探索和思考的过程里面，我们找到最重要的资源─青蛙，在台湾青蛙有20多种，而这个社区找到23种，在这样一个生态物种的提示下，我们认为这个社区有没有可能往所谓的生态旅游成为产业发展，结合生态社区、生态保护的方向成为台湾灾后重建一个能够兼具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很清楚，在这个镇最贫穷的地方做这个事情实际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我们认为学习是能够保证整个社区转变跟人的转变的非常重要的关键，唯有经过学习的过程观念有所启发后，首先从人的改变开始，一个人愿意对环境有更多的关心，甚至是投入时间、生命、资本从事这样一种新的社会改革的力量，因此在地震后，我们培育大量解说员，培育很多的社区居民从事自己的生态景观评价的能力，若今天我们从文创产业来看，这都是文创产业的一环，从人的价值到新的生活的形式，再到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互助关系的发展过程里面，形成一种生态民宿的发展。很多社区的妇女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到新的技术跟能力，使她们能够面对外面来的许多的访客，甚至社区里面的老人，也通过学习使他们有更多自己对于生命的创造跟纪录，而这些学习之后的创作都会在社区内进行展览，这些都是今后形成文创产业非常重要的内涵。

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想很重要是我们对资源的优势，包括一种新的学习的过程，以及形成一种新的价值，也在这样分享的过程里面创造一种新的经济的效益，当地人有这样的经济收入之后，愿意留在当地生活，能够让地方跟产业、生活结合之后新的永续发展的模式。这样的模式让发展14年来，将此社区从最贫穷的社区创造了188人就业，同时也在这个社区里每年创造约新台北1亿3千万的产值，今天到台湾生态村，可以看到青蛙，即知道就是桃李社区，桃李社区因为生态保护的过程将整体环境造就好。另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在思考，这么小的社区的经验有没有扩大到大的区域，不是一个小城镇，而是跨区域的发展模式，在2005年的时候，有幸得到日本在1995年发生地震之后的一个教堂，由于满十年要拆掉，我们即刻与他们交流，在交流当中他们愿意把这个教堂作为日本地震重建交流的平台，成为我们在台湾做社区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在这样一个基地发展的过程中，2008年我们将其新建完成，成为地震经验的分享、地方新文化发展、产业发展重要的基地，同时也将在这样一个区域里面把经验回馈到整个社会，像这样一个基地我想希望成为不只是社区的基地，还希望包括文创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与相关部门合作新的可能性，发展一个新的可能性，我想都是本论坛主题完全在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背后很重要的是能否形成一个可以合作的社区，在面对整个台湾政府的治理或者公共治理模式时，民间若对在地生活的区域性一种新的愿景形成时，这样的愿景事实上是有机会把地区的生活共同的意志与资源结合，以至于在地方发展上面形成他所要发展的可能性。

而基金会在这样的发展里面，可能从桃李社区变成大的地区的生态城镇的概念，我们在从中又找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蝴蝶，蝴蝶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是蝴蝶镇非常重要的产业资源，全世界的蝴蝶比例，台湾是占的最高的地方。在这样一个思考下，就慢慢做了许多各种不同的作品，例如用蝴蝶的翅膀拼出来的蒙娜丽莎，但是我想现在产业的发展，或者是新的可能性不是在以蝴蝶作为发展的基础，而是像说包括环境的保育、生态的解说、文创产业发展过程里面，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环境跟城镇的转型，这样一个转型背后我想需要更多的多元的合作跟沟通、跟一种协议的可能性，这样一个发展模式需要耗费较多时间，基金会在过去三年过程里面也做了许多相似的工作，包括生态城镇的角度，到社区到学校去生态环境的文教类，过去已经有33个的示范点，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形成大家来为一个地方共同发展的环境付出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就显现出来一种地方共同的意志，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所付出的努力，这样付出的努力我想可以回报我们所做的事情，一个生态城镇营造的过程，包括新的产业发展的模式，我想都是成为我们未来要盈利的地方，这样的发展我想不是在产业的机会，而是在全面的生活里面，他们的认同、他们的参与、他们的创造，也在艺术家的工作里面形成一种最新的文化的内涵跟一种文创的产业，可以提升为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过去十几年来地方的一些音乐老师的努力也体现了，例如成立交响乐团，这样一个交响乐团对未来的文化发展也形成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能与社区的参与、合作培育的力量，可以创造出集体的成就，同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连接在地跟其他地方实践知识的可能性，去创造产业跟公共的空间，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形成对人文和环境的双赢，或者一种多元文化幸福感的提升，但不免还是要思考这样的环境是不是有机会成为永续发展的可能性。

最后我想另外一种新的可能，这样新的可能对未来的发展同样重要，在台湾也是以所谓的产品生活模式创造的一种可能性，不以市场作为先决导向，而是以生活为出发的一种创造，如果有机会的话，市场跟产业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去寻找一种新的城镇的发展的可能，这样的可能我想每一个人的参与、每一个人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从自身经验来看，长期陪伴这样的过程里面，让社区的人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培育与养成，在共创自己可能发展里面去分享跟创造出来的合力，这样的分享我想就有机会让大家在兼具生活、生态、生产可能性去新创这样的小镇，像蝴蝶翅膀所煽动的风一样，虽然很小，但是会改革每个人的新的可能性。

主持人王齐国：感谢廖董事长。说到台湾的创意，当然大陆很多人对台湾的创意还是大加赞许的，当然我们大陆也在进步，比方说我们今天请了一位通过书法艺术植入到美丽乡村、美丽城镇建设的一个实践者，他就是浙江财经大学的副校长黄建新先生，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个主旨发言。

黄建新　浙江财经大学副校长

黄建新：我来自浙江财经大学，同时也是中国书法产业研究所的所长，由于对于书法的热爱因此上了20年书法课，因此我的朋友圈基本上都是财经领域的一些企业家、学者，包括还有一些书法家，在2012年的一次机遇中成立了中国首家书法产业研究所，当时请到中国书法家副主席赵长青先生到杭州揭幕，之后我们做了宣传、策划…等工作，其中包含把中国产业史进行了编撰、发布中国书法产业的信息通讯以及市场前沿动态、产业发展的事件权威数据和信息指数，现在于浙江省这样的环境下，感觉书法产业的需求非常大，文化产业的春天真的已经来临。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谈将书法艺术植入美丽乡村，一是关于书法产业相关信息，二是关于美丽乡村，也就是文创新镇建设如何跟书法产业结合起来，最后提出两个例子。

首先，中国书法产业研究所于2012年5月份成立，现在校内外兼职的研究员有20多人，我们已经延伸出配套详尽的书法产业，根据数据显示，现今书法收藏者全国达到了9千万人，每年的书法作品的交易额在300亿以上，由此看来现在书法产业呈空前发展的态势。同时在书法产学的背景下，许多书法产业延伸的功能也蓬勃发展，推动书法产业不断向功能化、集约化的发展，第二个，我和大家谈谈书法产业如何与文创新镇、美丽乡村建设结合。去年赵长青对我们书法产业跟十八届报告的精神结合起来有一段评述，指出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浙江省是文化大省，有很多书法家，我们走过浙江省山山水水，都能看到书法元素。浙江省在2008年提出了美丽乡村计划，如今已经实施了5年之多，并看到了成效，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当中书法美术发挥了巨大作用。实际看查时也看到很多农民都在练字，凡是书法气象氛围比较浓厚的地方，经济发展更好，社会治安也比较稳定，我认为这才是我们要看到的美丽乡村的一种印象，而为什么书法能在美丽乡村工作当中发挥作用，实际上关乎书法的功能，书法有很多功能，有智力开发、素质教育、陶冶情操，有文化传承的功能，有文化审美和文化创造的功能，有公共服务和社会的功能，这些功能都在乏力乡村的建设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书法产业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柔性力量，书法产业和美丽乡村是互相依存、相互配合的，一方面，乡土文明复兴也是一篇大文章，有很大得空间，也为书法全面发展提供了空间。

最后举一个例子，是两个美丽乡村与书法产业结合的例子，浙江省临安市上天村一个村，这个村的山水非常美，同时也有很多书法元素，很多书法家一代名人去过这个地方，也在那边住过，留下了墨。在村头可以看到一个雕塑，一只手举着一只笔，这个样子跟《中国好声音》标志非常像，这个村是文墨之乡，有很多文人在那里读书，后来他们把书法引入了当中，现在这个村4千多人1/3的人练书法，其中包含中国书协会员、省书协会员、杭州市的书协会员，常年练书法。我去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景象，大热天每天坚持有八九十位学生学书法，现在书法已经让这个村尝到了很多甜头，社会治安、公共发展都得到了发展，在未来，我们能做几件事，第一关于书法主题公园建设。第二做农产品包装。第三跟他们做一个农产品的东西。现在已经付诸于实施，我每次去他们都非常渴望，谈的非常开头，最近我们签了很多协议，村集体决定我们合作做协同创新。另外，诸暨市有一个镇，山水非常好，有很多书法元素，我们帮这个镇做一个规划，也是相同的协定，做一些配套的规划设计，还有要在义乌市场有很多书画拍卖的场所。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规划，例如砚台、毛笔这些地方能做书法产业规划合作。

主持人王齐国：谢谢黄建新教授，他从书法如何做成产业化这个角度谈了一下，还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嘉宾，那就是旺旺的社长，现在有请黄清龙先生。

黄清龙　旺旺中时媒体集团《旺报》社长

黄清龙：这个环节的主题谈到国际比较，因此联想到文化的问题。记得几年前中国有一个领导人去美国访问，国务院就做了一个影片在电视台播出，我后来问了几个朋友，他看完之后说，他说其影片在告诉我们，他们认为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可是在片子里面没有我有兴趣的事。在这段话中，有个关键字─话语权，讲到西方的话语权，其表现的形式是一个传媒，其实后面是文化，当然也有沟通的问题，但是更大一部分可能来自于在新的时代建构一个新的能够被人家广泛接受的东西，所谓的软实力或者巧实力，而文化的话语权跟政治、军事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是不是绝对的关系，在冷战时期，美苏对立时，俄罗斯在前苏联在后，我想没有人认为他是文化霸；经济的力量对文化话语权的影响，也不是唯一影响，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到全球GDP第二，进出口在2013年已经超越美国的增长想，但是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文化却不占高峰，其实这个例子也不用感到奇怪，德国、日本经济曾经发展的那么好，在文化领域他是不错，但不会有人认为其经济地位为原因，其实文化的话语权跟整体国力是有关系，19世纪都说是英国人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世纪，当然也有不少人，希望中华民族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若想将其实现，文化是绝对必要因素。

提到话语权和国力的问题，即想到体制的问题。前面很多专家都谈到中国体制的特色，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我们享受到了一些东西，当然有一句话集中干大事，整个经济发展是毫无疑问的，而现在进入文化产业或者文化的话语权，这个区块更多的是软实力、是巧实力，过去能够引领经济发达依靠的体制是不是还能够下一步继续往前走，值得思考，举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大陆朋友到台湾观光旅游，他说他到台北故宫去了，导览人员讲的特别好，而且感觉它他在讲解时不但熟悉专业，感觉还跟故宫的收藏品依赖的程度深厚，让他很受感动，时间到了还觉得没有介绍完。他们就提问这些导览员的薪水，我就说他们都是志愿者，而且故宫有300人讲解者，报考的有3千人，考完还要受训，受训不合格还要被删除掉。还有企业家、老板、退休的等等。我就说经验，我也看到很多人，不管在东北、在西南、在西北，景区的讲解员让我感觉都是很年轻貌美的女孩，而且很熟练的像背书一样的讲解。但是问她一些问题她却答不出来，另外，感觉她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对于工作没有热情。讲到这里的意思，即不管讲到用品或志愿者，头其实都表示他要给政府跟人民这样关系之外很多的挑战，这是文化层面非常重要的环节。在过去大陆是比较强调政府的效用，实际上是一个超级政府，而这个超级政府一定程度来讲，不管做文创新镇或是社区，其实每个环节都需要所谓社区住民的自觉参与等等，但如果是由政府来指导的不可能走出这样子，因为容易对政府产生依赖。

回到城镇文创，当然文化创意的产生不分城市跟农村，但是不可否认，更多的文创其实跟城市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在于规模原因，由于城市的人口结构使得行业更加的多元，很多人并不再需要靠我们农村社会时代这种耕作的劳力付出才能得到温饱，从此观点看，在第一场文创新镇中，我也认为的确还有一些地方需要佐证思考。首先我们不可否认中国的农民是一种中国组成部分的一个很大的环节，我经常在大陆会看到一些大陆从农村到城镇化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不协调，像在几年前我在上海新天地所看到的，新天地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有欧风、美风甚至我们自己风格的一个城镇，但是从新天地出来转过弯，看到一个老婆婆在新天地那个巷子里面，今年8月我从沈阳搭动车到长春，动车是一个现代化的象征，但在下车后就看到很多大叔，天气一热在长春动车的车站打赤膊，就把上衣脱光，这是农村的生活习惯，而我们讲文创新镇的形成，不能否认都是跟都市化有关，我们讲现代的文明一定跟都市化有关系，可是对于大陆来说，从几千年农村社会到现代社会，农民是我们的主体，再来，我们30年工业化、城市化太快，中间又少了一个环节。另外，我也感觉到，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共产革命有相当程度的是农民、从农村社会走出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比较刻意宣扬农民的一种风格、一种习惯，现在赵本山的二人转受欢迎肯定跟1949年以来的情况有点关系，当然不是说他不能成为文创的一环，而是如果今天进入更大的文创新镇，作为建国以来一直强调农民的生活喜兴当中，我们如何两者很好的融合，这是我们未来思考未来城镇化当中文化产业可以关照到的一个东西。

主持人王齐国：谢谢黄先生。刚才黄先生讲到话语权的时候深刻的体会到了黄先生对大陆的发展寄予的厚望。

论坛进行到现在的时候，我们分论坛已经到了尾声，时间过的特别快，我想我对本次五位嘉宾的发言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中国式的文创新镇建设要深刻理解创意。既然做创意，在城镇化过程当中融入创意，要深刻理解创意。为什么要深刻理解创意？创意不是创出好主意，创意不是追求效率优先，创意追求最大价值，也就是说创意的本质是追求最大价值，我这个观点和美国的某个著名的学者的观点是相悖的，我和他是不一致的，我甚至在讲课的时候会批判他的观点，当然我们现在不谈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是追求效率优先，这是创意，他追求价值最大化，价值当然包括了效益，但是价值要比效益伟大得多。所以理解了创意我们就要对创意这个阶层给予尊重，比如说任何一个和创意关联的聚集区，我们就叫他文创新镇，如果不能满足创意这个阶层的生活方式，这个文创新镇不管建设的多么好，也不可能引来创意的。所以说创意者这个阶层的生活方式，他们追求舒适，追求自己的随心所以，但是他不是一个简单层次上的懒惰，或者说好逸恶劳，因为这个阶层他是追求个性化。所以说在他生活的时间节点里面，和正常人有可能是不一致的，但是我们要给予尊重，要尊重他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追求。

同时，对创意阶层的尊重还会体现在对整个这个文创新镇的生活设施的满足，因此我讲到了第二点，任何一个文创新镇或者打造文创新镇的名义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也罢、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也罢，都要体现出生活的本质。我在研究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或者经济园区的时候发现，中国三代园区的建设，第一代解决了机制问题，就是刚刚中国改革开放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们建了大量的工业园，这个工业园了只是简单的业态的积聚。比方说到了新世纪，到了2001年，我们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园，这个时候他们侧重的依然还是工业园区的升级版，这两种园区一直忽略了一个以人为主体的生活，我们没有生活。像中关村这个享誉世界的园区，都没有生活，我们成千上万的创意者或者叫创新者，早晨冬天天不亮他们要提前量到三个小时涌到中关村来，到了傍晚他们再用两到三个小时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大家试想这种没有生活的科技园或者此类园区，怎么能促进人才的积聚，怎么体现对人的尊重。

因此我提出来，新型的文化产业园，就是今天的第三代园区，他一定是生活、生产的完美结合，没有生活的园区再也不可能持续下去了，在尊重生产、生活的同时我们刚才的廖嘉展先生已经说我们要做生态建设，实际要深刻理解生态，生态不仅仅就种了一些树、就种了一些花草，第一，所谓生态一个是他的生物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就不是某一个为主要的特色，他是全面的和谐公升的，因此这是多样性。第二，人和系统、系统和生物系统和谐，我想任何一个讲生态不能简单的。所以我想把这样一种生活的理念融入到我们文创新镇的规划设计去，在去年我主持一个分论坛的时候当时和一个来自于正定新区管委会的主任聊，他讲未来正定的展望，而正定新城的概念性性规划恰恰是我们研究院领衔完成的，这里面完全体现了生活、生产也叫有前瞻性的这么一个文创新镇。而类似这样的镇，就在我的策划下，在陕西要落户，我通过对创意、对创意阶层的这种理解，通过对创意阶层的生活模式或者生活方式的尊重，我们打造既有生产、又有生活的小镇，而这种生活的魅力将会对中国的新城文化提供助力，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北京大学探讨文创新镇的一个意义。

最后论坛的尾声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表示感谢，谢谢你们！对坚持不懈的在这个会场里面听演讲和嘉宾交流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感谢，谢谢你们！最后要感谢媒体朋友们，你们辛苦啦！现在我的主持结束，把议程交给我们的议程主席花建先生。

主持人花建：谢谢几位嘉宾精彩的演讲，今天下午嘉宾的演讲以及和听众的互动，使我们感受到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里所指出的，我们不但要顶层设计，而且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不能由靠少数的精英或者官员来制定模型，而更多的是要靠千千万万的企业、社团、个人、学者、专家共同来探索、共同来创新，最后汇集成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在更大范围内影响世界文创发展的宏伟潮流，这就是今天一下午得的高峰研讨给我们的启发。再次感谢各位嘉宾，也感谢在座的群体朋友，谢谢大家！下午的会议到这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