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首先我是门外汉，我从事的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研究，但是我博士论文主要做的是中国的文化产业。所以我特别想问各位老师几个问题，第一个，如果从法兰克福学派，李校长也提到过，其实从很批判的一个视角来批评当时的文化工业，当时阿杜诺提出的叫文化产业。请问中国的文化产业，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来继承或者承担起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宣扬？第二个，我们知道文化产业是一个需要有很强创造力的，但是文化产业本身生产的产品，产业化，肯定有一个机械的复制性或者同一性，请问各位老师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最后关于学科建设，我非常同意柏老师的观点，因为文化产业其实作为一个学者，应该跟业界有一定的距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比如北大各个学院有不同的定位，它在文化产业的研究过程中对于学科可能作为一个，因为文化是很批判性的，它可能以批判的视角来看，别的学校可能从实践的角度处理这个问题。我非常同意柏老师的观点。但是对于他那个文化下沉为物质基础，我觉得不能理解。比如政治上我们会有政治的贿赂，能说政治就沦为一个物质基础吗？

主持人：这个会后你可以好好跟柏老师探讨一下。我先回应一下你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柏老师和王教授刚才的回应他们不是矛盾，其实我们作为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讲经常会面临这个两难，就是说面对政府的决策执行报告和业界的一些操作性东西的时候，我们从高校的角度来讲，就是给他提供一个比较清醒的批判性的声音，建设性的声音。不能是跟着他走，我们在深圳，我就讲你不要指望听到我天天吹捧你们的文章，我会告诉你们出了什么问题，这就是我们大学应该做的事，批判。

王国华：我跟柏老师并不是很矛盾，我说了一个我不同意皇甫晓涛说的，中国的人才多得很，真正是高校这种体制，他不让有能力的人到他应该要到的地位，有些人一辈子从幼儿园门到校门。我说文化产业一定要有一批有时间经验的人充实到这个队伍，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的经验就是三条：第一，首先是要有立法，让文化产业有它一定的地位。第二，要有充足的市场消费，我们共产党是一党领导的，如果他倡导大家都去看电影，大家去掏钱看电影，掏钱去买创意，那这个文化产业需求就大了。但是好多地方不掏钱。第三个，还是要有一批理论研究，这个是把文化产业的运作理论规律性的找出来，所以消费是第一位的，需求是第一位。第二个立法是最重要的。第三个理论专家是需要的，但谁是理论专家，我觉得没有评判标准，还是不大相信文化人，文化人的地位不高现在，我支持教授应该用自己的支持卖个好价钱，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产业。你说你有水平，你都穷哈哈的，你干什么？如果你能像陈建宏一样，你能让人听得津津乐道。我鼓励这个社会培养文化精英，也要培养理论精英，这个过程中要舍得跨界，要是跨界要花很多时间。所以跨界今天陈先生讲，是个人能力的提升，也是个人的自我超越。我讲文化产业一定要有好的立法，一定要有一批精英在自我超越的过程中不断吸收，不要固守一块，李校长这是你的领地，这是我的领地，没有这个事。谢谢。

主持人：请嘉宾做一下总结总言。

张泽洵：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建设最重要的是创意人才的培养。

夏瑛：回应刚才的问题，我支持一下两位老师的观点。前面问到这个园区和学校之间，这个我想借日本的经验，他们学校和企业之间有很好的互动关系，产学结合。比如数字好莱坞大学跟一千多家企业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一半以上的师资就是来自于业界。

主持人：大学和业界的结合。

夏瑛：对。再一个，我觉得这种环境，在国外其实有的时候学界，包括政府和业界他们之间的互动非常自愿的，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氛围，平时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会经常不断有活动，大家都愿意自费掏钱去学习，这种学习的环境。包括对学界来说，可能业界的这些都是全新的，这些氛围我也觉得是值得我们提倡的。

刚才讲到跨界，在新的时期，我们的跨国界合作，我觉得比如说动漫产业，我们学美国，美国的有些模式，好莱坞模式我们不一定马上学得来。日本的话也是中小企业为主的，它的一整套运营模式，在我们的产业链上的微笑模式的两个端点，它讲故事的能力，运营的能力，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加上它国内很多的矛盾，它少子化、老龄化，这些企业也好，学校面临生存危机，它也非常愿意和我们合作。所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加强人的交流，包括师资也好，学生也好，包括一些项目的合作，因为我们在实践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合作。谢谢。

主持人：您讲了三个方面，第一要校企联合。第二要跨界。第三，走出国门。

皇甫晓涛：我也说三句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要有高校的基础理论研究学科建设要过关过硬，这是国家智库、文化智库要过硬。第二要有广泛业界创新智力资源的融合。第三，要有制度层面的支持，包括基础教育中经管法大文化进入基础教育体系，包括国家文化的院士制度的建设，包括重点实验室软技术的制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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