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磊磊：下面有请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的傅才武教授。

傅才武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傅才武：我应该在上一个的讨论。我们教授主要是培养人才的，当然能不能培养创新人才，或者说是领军人物，那是我们的终生奋斗目标。作为电影这一块来说，比起几位非常专业的人员，我们是一个门外汉，我们是一个看电影的重视的观众。说到讲故事我们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很多故事都会引导我们，或者影响我们。你有很喜欢的这些故事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回答这个问题是回答不了的。第一个，纯故事，文学故事，他人创造的故事。他可能跟你的心灵相关，跟你的价值观相关，他不一定跟商业相关。很多时候可能跟商业就没有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最喜欢古代的四大名著，那是最伟大的故事。最伟大的故事为什么影响我，影响我们所有在座的，也影响了全世界。第二类故事，历史故事。历史故事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它有可能承载着中华民族或者我们世界其他民族的一些基本的痕迹、印记、价值观。我们那一辈人，或者我们先辈的理想和追求，以及他为理想奋斗的过程和事实。这也可以进入人们的心里。我们历史上这些伟大的人物创造的伟大的故事非常多。我们也很难回答哪一个故事对你的心灵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毛主席的诗里面四句话就概括了。这些故事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标杆。我们的理想，或者我们的梦想。第三类故事，纯商业故事。他这个故事讲出来就是为了实现他的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的。比如张教授举的1111，最大的光棍节，正是这种光棍节的引导为商家创造了无限的价值。还有中国式的情人节和西方式的情人节，对我们这些非基督教的人来说，圣诞节干你何事？但是商家却把它炒成了每年最大的节日。情人节按照民族的说法，恰恰是分离的季节，而不是谈恋爱的季节。这是什么意思呢？商业的故事和真实的、冲击我们心灵的故事，以及历史上的故事是有区别的，在这一点我们要有区分。如何讲好，今天大家讨论的是如何讲好一个商业故事，来感觉我们要产生从文化产业到价值这个链条里面，实现这个连接，我认为故事作为一种资源形态的存在和文化产品之间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转换的。不是我有一个故事，一定就有产品，我有这个产品就一定有价值，不是的。故事只能作为心灵你所需求的要素，作为生产要素的一部分。所有你这个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他可能要经历着很多次的转换，并且要把文化产业的故事作为一种资源和我们生产落具备的环境和金融资源三者之间要在一个商业的模式上出现对接，如果不能完全做个对接，故事还是故事，商业还是商业，在这三者之间，我认为也不能完全分开，纯故事和商业故事之间一定是有连接。这里面就不是我们专家学者所能改变的问题，一定是有商业公司、有市场的力量进行主导。如果大家有志于讲故事和进入文化产业，我的一个建议就是从学讲故事开始，但是要从商业上落脚。谢谢大家！

贾磊磊：我们现在究竟要一种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是商业故事、娱乐故事。我们拍了很多电影，修一座桥、修一条铁路，但是现在看起来别不是特别好的商业故事。也许反过来从后面倒叙是商业故事。我们现在有请光线传媒的总裁王长田先生谈谈你的奇迹。在中国电影史上你是要被书写的一个人，你的电影第一次创造了中国电影十亿票房的电影。

王长田 光线传媒总裁

王长田：我不能再说《泰囧》，因为这部电影已经成为了一个事件，不是都属于我的功劳。我接触的电影导演有百位之多，内地的、香港的。我都向他们问一个问题。我说你最想拍的电影是什么。这些导演回答最多的一部电影是《教父》。每一个导演都有一个《教父》梦想。《教父》是一个好的典型的例子，一个好故事，诞生了一个好的电影，影响了整个电影行业。一个好的故事无非是说他要确定一个人物。这个人如果是正面人物，一定有他软弱的一面。如果是一个邪恶的人物，一定有他人性的一面。把这样一个人物放在非正常的环境之中，看他跟社会、跟他人产生冲突。然后怎么化解这个冲突。在这个过程中观众会假设自己是剧中的人物，跟着这些人物去喜怒哀乐，心惊肉跳，或者被他们震撼，或者被他们感动。

非正常的环境、非正常的事件是一个好故事，非常重要。在中国讲好故事，我们受到了非常多的限制，比如说我们从小就是受现实主义的教育长大的，我们满脑子都是现实主义的东西。中国人吃饭要满桌子菜，每一道菜要做的特别到位。美国是快餐的文化，中国是饮食的文化，我们对片子的要求非常高。尤其是对共识的逻辑性高的不得了。我们很难接受，我们总是在想一些东西跟我们生活中像不像，合不合理，我们有没有逻辑、观点。所以我现在跟我们所有的项目负责人，包括导演，我都跟他们强调逻辑是第一位的。你这个故事其他的方面再好，手段再丰富、演员演的再好，逻辑不对，观众一定骂你，因为中国人接受的是现实的东西，他对逻辑要求特别高，这种文化影响我们的创造，而电影是一种浪漫的东西，他不像电视剧，电视剧比较现实，电影是要超越现实，创造梦幻。第二，我们有很多故事不能得到挖掘。文革这个题材如果你放，我们可能会几年之内就诞生出奥斯卡的作品，但是我们不能放。警匪片，大的电影类型，反映正义和邪恶的激烈的冲突，我们不能碰。我们的历史人物是被盖棺定论的。你不能过去对他进行重新的解释，你不能碰。我们的贪官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不能碰。都被约束、限制了创作空间、讲故事的空间。而你允许的题材你在讲故事的时候也塑造。比如说惊悚片里不能有鬼、不能有轮回。我们不能有血腥。如果我们要表现人类的残忍的一面，我们必须尺度要掌握的特别好。我们的影片一定是最后正义要战胜邪恶。不能给人留下灰色的空间。当然我们现在的中国环境里面，电影工业他是不完善的。他会影响我们讲故事的精彩。比如说同样一个故事不同的导演，可能同一个故事，有的人艺术，有的人商业，观众想看的是商业片。同一个电影，比如说他拍的很好，但是他的宣传出了问题，这是我们的工业部够完善。限制我们好的故事的潜力发挥。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泰囧》还是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的。比如说，挖掘国内导演的潜力、培养新导演，坚持商业类型片的路线、品牌化和系列化成功的经验，以及营销怎么为一个电影作品去服务。这些方面给大家一些启发。但是这一部影片绝对不可能改变中国电影的现状。大家不要高看它的作用，它只不过是正常的影片，愉悦了一下大家的身心，如此而已。

贾磊磊：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对台上的六位嘉宾提问。

提问：谢谢各位专家的分享，我想请问边发吉主席，最近您在讲一个黄粱一梦的故事。而且是一个新杂剧，您怎么把戏曲、杂技、魔术、光影科技有机的结合的？

边发吉：不是杂剧，是一种戏曲，大家都听过《小二黑结婚》。他是五一把女孩的圆罩拿过来。这个戏快灭亡了。突然几年前做了一出戏。后来我老说我们所处的时代艺术气氛，肯定是越荒诞越好。刚才说的出现的包括一些贪官、老百姓很感兴趣的东西，这个故事你都不许讲。这个本子我找人去巴黎，那年去当评委，去的时候我就改这个本子，他农村就是一个穷秀才，中国人几千年来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属于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的靠山，就靠读书。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靠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尽管家境贫寒，一定要努力学习，进京赶考，路过邯郸。给他变了一个枕头，固然梦里面中了状元，又招了驸马。这个公主给他出主意，要想当大官，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边关紧急速派当朝驸马为元帅起兵剿贼，从小父母而孝，最后吓晕了，公主出来了，驸马不答应，再一跳，醒了，醒了之后，一睁眼，哭着说公主要杀我。结果一看，这从何说起？他明明让我死在那儿。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两个小毛贼抢了妇人家的东西，你就是吐口水也能把他淹死。哦，原来如此。横刀一马。这回很多官员肯定宫里面给了两个钱知道了，在大门口去，上回给一百万不行，这回给十万就行了。果然都来了，大家很尴尬，怎么办？我到那儿，先安慰戏一声，这个又说。这个很有意思，当然最后给皇帝杀了。杀了之后轮转，中国人是轮转学的，他无恶不作，坏事做绝了，收你。当宰相第一段就收你。这种故事就一直继续。应该怎么讲故事，讲什么样的故事很关键。

提问：王总，您刚才提到在中国拍电影有很多的限制，您是不是赞成用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制？

王长田：电影分级制度不能解决电影的审查问题。利用分级主要是解决不同观众观看什么样类型的影片的问题。但是内容审查他会解决他的导向、观念这些问题。

提问：我问一下王总，《泰囧》成功的真谛是什么？

王长田：不能把《泰囧》神话，他就是按照纯粹的戏剧类型电影的创作手法，讲了一个好的故事，当然，他的各个方面的搭配和标准都是比较高而已。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做培训，有一个著名的编剧，他对喜剧片有一个大屏幕，列了十几条，我们发现他所总结的电影的每一种手法几乎在《泰囧》里面全部出现过。徐峥在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也真的是按照那样一个手法去做。回回上当，回回不一样，只是用另外一些元素让这个电影变得更加为我们所接受，根本他的根本就是商业类型喜剧。

提问：我是80年的，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我一直在做人才成长的感受，我有一个问题，在我们台上的教授和电影的光线传媒的总裁，我自己也在写剧本，电影是我的爱好。我自己的成长是蛮坎坷的。在职业生涯规划我在国内也做过讲座。我现在坚持做自己影视的创作，我想做一个制片人。从学术上来讲，我想为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做一点事情。我想让专家给我一点建议和指点。

王长田：我见到很多这样的人，他说我可以放弃一切，我只想做编剧或者做导演。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有问题的，你一定要先生存。先能够过下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受到什么样的跳跃能够做这个事情，但是你必须先一条腿伸进去，比如说你先去做公关什么的，你没有机会一上来就做一个片子，一个导演通常在40岁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比较多的机会。一个编剧的成功，大部分的编剧不会再35岁之前成功，有很长的路，你要先解决生活的问题。

尹鸿：也是在培养，但是大学教育和学院教育是一部分，以及系统内体系内的知识，但是全世界创意人才的成长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的怎么去做。一个是体系的学习，特别是学习国外的经验，然后再实践。因为这个行业你不在实践中你不会知道他的运作。你要实践才会知道它的关键点在哪里。所以还是一个在实践中好好学习的行业。你先去打打工。一定是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做起。当然你可能站不好，但是你做会做的很低。

提问：我来自复旦大学艺术学院，我想请张颐武教授和饶曙光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顶层设计和我们现在的发展存在很大的问题。我知道饶老师可以讲一些内幕。

饶曙光：现在改革到了这一步都需要顶层设计。因为中国对于产业化现在处于一个初级阶段。今年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之下，初级阶段的很多矛盾凸显了出来。我们很多影片的档期，档期的风波一直在延续。它就造成了很多国产影片在内耗、自相残杀。再就是分帐问题，我一直强调我们现在的制片方的分帐太低。这次他们从43%要求超过45%，我在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一点也不过分。制片方的分帐体系在现在的产业体系里面应该掌握50%以上。还有网络播出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曝露出来，由于好莱坞电影的冲击，我们中国电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跨越电影产业的初级阶段，尽快建立电影产业的新体系。我们简单把商业电影理解为对方是市场。中国电影界最郁闷的就是《血滴子》和《大上海》。《大上海》声称要过十个亿，现在刚刚过亿。《血滴子》也是，因为他有刘伟强、有陈可辛，还有一些演员。他觉得只要这些配方组合起来，就至少是三五个亿。这都是对电影很低层次的理解。我们谈故事是生产力，但是故事他不能自动的转化为生产力。中国电影的生产商很多都跟好莱坞电影存在很大的差距，现在就是我们如何通过顶层设计推进我们的改革，包括刚才你提到的审查的问题，还有分级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也做了一个报告，也提出一些建议，分级我们也可以实行一些探索制院线，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上层也在讨论如何在我们现有的中国特色电影产业化的体系中，如何包容更多、更广的意见。使中国电影产业有更丰富的和更内在的东西，能够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其实这个中国电影产业要实现我们的强国梦想，他真的需要我们电影管理层、电影观众、电影学术界共同来贡献我们的智慧和能量，从而推动我们中国电影强国梦的实现。我主要还是强调，其实高层也正在做这些顶层设计，要解决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他也是我们在走向现代电影产业体制中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张颐武：一方面我们可以呼吁一切都好，另一方面，我看到一个国外的企业家说了一句话，政策本来就在那里，一个好的企业家，或者一个工作的人，你必须要在这个环境下面做事。你必须要在这个环境下做成功，这个环境对所有人都一样。这个时候你可以呼吁这个环境改变，这是毫无疑问，但是另一方面，所有人都在这样的环境下面。过去有一句话就是，写诗就是戴着镣铐跳舞。在任何地方做事的人都有这样的困难，可能困难的层次和轻重不一样。但是，首先你要干好自己的事情，干好自己的事情在任何环境里面都会有回报。

贾磊磊：今天下午的讨论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最后想做一个总结。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事，刚才那位同学和王长田先生的对话，我特别担心你回去会卖烧饼。李安大学导演系毕业以后，他在纽约大学学导演得了一个短片奖，就被好莱坞的公司聘用了，李安花了六年的时间在等待好莱坞给他拍电影的机会，但是这六年的时间都没有等来。，因为李安有一个妻子可以供养他。在美国，在纽约大学学电影出来以后，他们非常容易找到工作，出来当个副导演、当个剧务、制片。但是李安始终没有屈服，他在家里除了带孩子之外，就是写剧本，但是最后他突然警醒了，美国的商业逻辑是你是一个有潜质的人，我需要，他发现李安是一个有潜质的人，他买断你，但是他不用你，他也不让别人用你。李安突然警醒，然后他就回到了台湾。一个人的理想可能你是需要坚守的。我还认识一个画家，当时在拍一部电视剧，他是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的，他非常喜欢油画，但是他画画活不下去，所以我必须要去做生意，所以他去做生意去了，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回到绘画这个行业，就是他一去不复返。我说的这个故事不是想让你这样那样，只是说你的选择非常多，但是有一点，要坚持你们的理想。李安是做了坚持，他有一个能供养他的老婆，这与王长田先生提供给你的建议并不矛盾，我们只是希望在你坚持的前提下将来能回到你的理想。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六位嘉宾和业界的精英给我们做的讲述。我们也非常高兴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再次向六位嘉宾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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