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发展正在迎来一个新起点，这个新起点的特征就是文化发展已成为影响中国发展最主要矛盾的交汇点之一。换句话说，文化发展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决定性因素。
文化发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发展的增强性作用，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以人为本、绿色发展、创意设计等人文因素的导入，将极大提升中国经济运行的质量，促进中国工业体系、服务体系、农业体系向中国创意、中国创造、中国设计的转型；文化对经济体系的贡献将与科技进步、金融催化、制度创新具有等量齐观的功效。二是文化的发展将解放长期受困于体制束缚的文化生产力，使文化产业成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新一轮繁荣的战略性产业板块，在国家调结构、稳增长、保民生的转型期，承担起中长期国家新增经济总量的主要责任。总的来说，文化发展已成为了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改革开放大业的新篇章、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板块。而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文化参与，构成了今后一个时期文化发展的新起点。因此，从策略层面，我们还面临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厘清，需要进行新的思考。
文化发展应建立试错机制
从历史过程看，全球的文化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城邦模式、帝国模式、近代民族国家模式3个阶段，这三种模式也可归纳为国家主导模式。随着科技与社会的发展进步，一些国家进入了现代商业资本模式，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美国。美国文化发展呈现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特征，经典案例是奥运会的商业化——资本的力量击碎了梦幻五环。这种模式可称为国家引导的多元主体模式。
对于未来，有学者提出了沉浸文化模式，指出当下及未来一个时期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是基于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内容生产及体验方式变革而产生的泛文化形态。文化将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形成多元主体参与模式，跨国公司、信息利益集团独步江湖，其代表有苹果、谷歌、大型社交网站以及维基解密网站等——人们已很难分得清，究竟苹果这样的公司是文化娱乐企业还是工业企业。
考虑到文化发展已纳入国家战略层面，因此多国主张实行国家主导、多元参与的模式，其特征是控制性、引导性与创造性、包容性的协同。这方面可借鉴的有德国模式和韩国模式。德国的特点是国家意图和文化机构的协同十分紧密，著名的机构有洪堡基金会、歌德学院、世界艺术宫等；韩国的特点是国家力量直接注入文化产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