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早上好,中国少年图版儿童新闻出版社社长是1982年以来我所从事的第7个工作岗位,到现在六年多了,我有什么感受?一个感受觉得有一些无奈,有一些生不逢时的感觉,2007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到博洛尼亚看书展的时候,那种感觉是震撼的,感觉出版是原来是这样的,于是下决心好好做出版,还没有把传统出版弄明白了,数字出版又汹涌而来。那么作为一个出版社的社长,一个非常现实的困惑就是由数字出版引领的未来阅读当中出版社会不会变边缘化。、因为我们看到数字阅读确实是已经成为新的阅读方式,我们所熟悉的阅读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来了。第9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公布数字,阅读方式接触达到了38.6%,比上年增长了5.6百分之点。那么我相信今年新闻出版科学研究院公布第10次国民阅读调查的时候,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的改写。那么我们还非常遗憾看到现在正在兴起的阅读方式的革命性的变化不是由出版社发动的,而是由技术开发商、网络运营商他们发起的,他们是用新的传播技术创造了新的媒体,同时也培育了新的受众。我感觉我的儿子阅读方式和我的阅读方式有太大区别了,真是新的受众。还创造了新的阅读方式。出版社就我自身感受来说,到目前为止仍然处于被动的跟从当中,我们依然是被动的,那么在数据出版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怀着不以为然的心情,漠然处置,数字出版成为潮流的时候,我们身不由己裹胁其中,当我们意识到要有所作为的时候,却发现许多方面力不从心。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强调在数字阅读当中我们出版社仍然具有内容提供商的地位,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在数字接受方式当中如果做一个调查的话,他们有多少时间进行数字阅读的时候,是在阅读由多少出版社提供的内容,只要我们不想自欺欺人的话,我就会感觉到作为内容提供商我们在这个当中位置也是边缘化,我们没有那种垄断市场定位了,由数据出版引领未来阅读当中,出版社会不会边缘化,真是出版人思考的问题。我把自己的思考给大家分享,我想还应该避免出版社在数字出版和未来阅读边缘化,我认为出版的核心价值是在于编辑,我们在思考什么叫做编辑,编辑的实质是对有价值的信息发现、整理,加工、制作和传播,在精神产品生产过程中,编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稿件到图书,它不是简单的复制的过程,把稿子拿来校对以后,然后给它印刷就可以完了,不是这样的,而是由稿件成为图书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编辑协助,进行大量专业化的劳动,编辑的作用不仅仅是对稿件进行后期的制作,包括了在稿件写作过程为作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也不排除大牌的作者,但是大量的作者还是需要编辑跟他保持一种沟通状态,因为编辑代表一种读者,读者有什么需求,对于大众出版来说,需要有编辑这个代言人,甚至编辑直接为作者去选题,因此我们有的编辑也在为作者策划选题。
我有这样的观点,好书是由作者和编辑共同完成的,中国编辑职业和中国学术文化一样渊源流长,正因为有了精湛的编辑活动,我们祖国灿烂学术文化才得以保存和发展。数字出版创造了新的传播介质和传播方式和渠道,甚至对创造了新的传播主体,但是数字出版并不排斥编辑,相反信息越是海量,越是需要信息进行选择和整理、加工,越是需要对信息进行编辑,对受众提供信息管家式的服务,我们今后出版应该是受众的信息管家,为特定受众群体提供管家式的服务,恰恰是出版社作为传统出版单位优势所在,出版社不仅有一流的编辑队伍,还有长期积累而成在信息制作和传播方面的品牌影响力和公信力,这个也是我们出版社避免在数字出版和数字阅读中被边缘化的自信的来源,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首先我们对出版核心价值和自身优势的发现。
具体我们怎么发挥这个优势呢?首先作为一个出版社还是把提升内容创新能力、加强原创出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我自己感觉要说到中国出版和国外出版到底差距在什么地方?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差距还是在于内容创新能力不足,原创出版不强,《丁丁历险记》是由我们社引进的,到现在它的销售进入了84个年头,用77种文字出版,还不是77个国家,我们没有这样的书,数字出版也是出版,还是要建立在内容的基础上,没有内容的话数字出版就不能成立,我们关键还是要好的内容,没有好的内容传统出版谈不上,数字出版同样也谈不上。咱们国家出版的内容这几年虽然原创出版有很大的加强,同样也要看到一个是出版结构不完全合理的状况依然存在,还有不少出版社对教辅出版过度的依赖。再有一个原创出版当中这个精品力作也不强,我们搞数字出版,搞起来才发现最大问题麻烦还是在于内容,我们不能拿教辅填充数字出版,也不能只拿老祖宗留下来的几部经典来做数字出版,同样我们更不能引进国外版权做出版,所以数字出版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是用新的传播介质,新的传播渠道,新的传播方式来使优质内容得到更好、更广泛的传播,这个才是数字出版,如果我们出版社想要在数字出版和未来阅读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把内容做好,把原创内容做好,这个是我们看家本领,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们要发展数字出版,实现出版业态的转型,到底什么是数字出版,从我们自身实践来看,我们感觉到数字出版就是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等等这样一些新技术在出版各个环节的当中普遍应用,说白了,数字出版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做的还是内容的生产、制作、加工、整理和传播,但是你只不过用新的技术做到这些,说白了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认为对于出版社来说,这些新技术的出现,它不是对出版社的末日审判,而是给我们提供新的发展机遇,能不能把握机遇关键在我们有没有驾驭新技术和应用这些新技术的能力,那么发展数字出版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出版社传统出版人第一个要有紧迫感,要看到科学技术真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太正确了,新技术给出版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这个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呈现了加速的态势,数字出版对于我们这些出版社来说,不是等等再做的事情,而是现在马上做都有一点晚的事情。第二个要明确出版社数字出版当中定位把握发展主动权,发展数字出版是出版社自己的事情,我们要和技术供应商,网络运营商合作,在合作当中实现共赢,但是不能把发展主动权交出去。我想起来互联网刚刚起来时,我在中国青年报当编辑,有的门户网站一年给10万块钱,使用中国青年报的信息,这个几乎是无偿的使用,为了一条新闻,我们派记者到喜马拉雅山,海事卫星把新闻传过来,一年给我们10万块钱,就把所有信息都去做了,我觉得我们传统媒体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有一点失去发展的主动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数字出版商,信息服务商,而不是简单定位于内容提供商,而不是廉价资源供应商。第三个明确定位基础上做好顶层设计,从队伍建设到出版数字资源库的建立,到数字出版平台搭建,到产品开发到资源投入要有系统的规划,不能走一步算一步。第四个要有清晰的商业模式,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产品,消费者是谁,销售渠道在哪里?卖多少钱合适都要心里有数,我们做的过程当中,没有市场的卖不出去我们可以考虑可以设计,但是真正开发产品我们也不去考虑这个东西,去年我们一年数字出版销售收入也有一千多万,也是一个挺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心目有数,不能贪大求全,不能被自己搞不清楚的概念牵着鼻子走,现在新概念很多有时候也容易被忽悠,然后跟着新概念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不是那么回事,回头都晚了,因为失去了时间。
第三个观点我们要构建服务体系,完成从提供产品到提供服务的转变,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海量的信息让人目不暇给,公众在享受信息时代带来的极大便利的同时也面临选择困惑,甚至要忍受信息污染的烦恼。刚才说的,窗口给你弹出一个东西,让你被动去看。实际上这是一种信息的污染,我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用一些技术让我们强制接受,垃圾信息,垃圾广告这些都是信息污染。
以少儿出版为例,2002年上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四万种,我估计实际出版也应该两万种以上,所有的选题也不能完成,再加上再出版的图书,当当网动销品种10万种以上,那么这10万种书对于读者,都读根本是不可能的,选了以后怎么读,读了以后怎么分享,怎么通过交流和分享实现阅读最大化,对于孩子阅读来说尤其是这样的,这个需要有人提供专业化的服务,面临供给极大丰富和公众选择困难,出版社仅仅把书生产出来交给书店是不够的,我们要有服务,要有信息管家的意识,为他们量身打造出版物,提供必要阅读咨询和其他的延伸服务。
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刚刚问世的时候,就收费运行了,那么现在这个发行量就超过了纸质和报纸,之所以做到这一点,凭借强大服务体系,提供全球金融动态信息,包括实时股票的服务,还扩展到了各个专家系统,信息的制定的服务,大家也看到纽约时报发行收入第一次超过了广告收入,去年它的发行收入23几亿美元,广告收入22亿美元,这个网络版发行,网络版之所以发行提供内容的同时,提供了强大的服务造成了受众对媒体深度的依赖,我非常赞成这样一个观点,我们想造成用户对媒体的深度依赖,直接信息辐射产生影响永远是有限的,因此今天传播的机构要深入思考自身服务体系建设,这关系到市场空间的深度开辟,因此的话,我们需要通过构建服务体系来实现传统出版机构对市场深度开拓,我认为对于出版社来说现在是时候了,包括我们要创建青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也是这样的考虑。
最后我想如果我们真的出版社都从现在做起,在北大都从在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在数字出版和未来阅读当中,出版社就不会被边缘化了,对此我还充满了信心,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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