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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定国:谢谢大会主席,各位同仁,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次论坛做发言。我的发言是基于2009年我主持了一个国家文化品牌战略研究课题,和2010年参与了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课题的调研,做这样一个发言。
从2002年以来,我一直是基于县域的文化、公共文化和文化产业调研。全国2700来个县我到目前为止跑了将近800个,县域,城区这块不算,就是县域800来个。总体的感觉是我们进入新世纪以来,变化非常地剧烈,这样一种剧烈在文化领域尤其显著。如果是要给它一个评价的话,这样一种改变可能是我们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我们感觉到就是中国历史上面有多次这种文化的剧烈的变化,它是增长或者是消融,或者是交叉等等,我们不去做这种具体的判断,反正它就是在变。这样一种激烈的变化在最近的这十年可能是最为剧烈的。
2010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接待一个中央调查组进行一个座谈的时候,我在会上有一个比较放肆的判断,我说近十年来我们对文化的这种破坏,文化资源的这种破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个我是有非常多的数据支撑的,这样一种破坏它以文化的名义或者是以非文化的名义在进行着。我把这样的一种,当然破坏这个词太尖锐了,不太好听,然后我就用了另外一个词来代替它,就是我们在进行文化和非文化的这样一种手段,这样的一种改变的手段的时候,导致了一种现象,就是反文化的现象。就是非文化的手段导致反文化和文化的手段导致反文化,并且这样的一种改变非常直观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比如像现在文化产业的这个领域,各个地方之所以特别地愿意参与进来,我有非常直观的这种苦恼,可能在座的很多专家没有碰到过的,因为我是做基层调研的,跟我谈文化产业的有省委的领导,有市委的领导,我告诉你,也有县委的,甚至我曾经接待过村里面的主任给我谈文化产业。我痛苦不已,我说当一个村长跟我谈文化产业的时候,我这个教授那成了什么?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谈文化产业?他们其实兴奋点很简单,主要的就是在文化旅游上,绝大多数的兴奋点在文化旅游上面。但是这样一种文化旅游的兴奋点却让我们学界兴奋不起来,绝大多数的文化旅游的这个点的建设最后都走上了反文化的道路。
我们很清晰地记得,在早些年的时候,我们在围绕着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争夺,一开始比如争夺屈原故里,争夺李白故里,等等等等这些,这样的一种争夺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兴奋,学界很兴奋说:现在终于知道文化资源的重要了,大家感觉到自己受到重视了。然后在第二个阶段不争夺这些资源了,开始争夺孙悟空故里了,那么争夺孙悟空故里它还是在某种意义上的争夺,孙悟空尽管是一个虚拟的人物,但是他还是一种意义的化身,配予正义,配予反抗等等意义的发生,正面的这种价值,正向的价值的争夺。我们感觉到还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到现在,我们开始争夺什么?开始争夺一些完全是负面的这种,过去我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符号的争夺,比如像潘金莲有关的这样一种资源的争夺。这样一种争夺它跟以往的都不一样,过去我们是在文化的这个层面,到了后面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反文化的层面。这样一种改变无处不在。
这样一种改变是怎么导致的?因素很复杂,但是我们根子可能还与我们的学科有关系,与我们的学科建设有关系。我不是说我们的学科建设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而是与它有关。我们必须要分析这些问题。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叫做文化产业学科发展应当以意义重建为旨归。当然我的立论的前提是我们对于意义的追求的这样一种状况,或者说我们对于意识形态的这种建构的状况,或者是上层建筑它崩塌了,然后要重建。
因为我这篇文章比较长,我怕讲不完,所以我就只讲主要的东西,后面的时间一到就腰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