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品：以文化精神为“命脉”

叶朗认为，文化精神应贯穿于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始终。文化精神，又称文化理念和文化理想，它统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物质产品不同，文化产品是精神产品，不能不考虑文化精神。即使是商业片也不能只追求票房，不讲求人文内涵。“过去强调文化产品的政治导向，然而政治导向之外还有人文导向。有的作品政治导向没有问题，但人文导向有问题。因此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人文内涵和人文导向应得到重视。”

文化产品的人文导向对青少年的影响尤为明显。“人文导向包括价值导向、格调和趣味，青少年接触的图书、电影、歌曲会形成一种文化环境，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如果青少年经常接触到的都是垃圾文化，那以后就很难接受经典文化，这对民族发展来说值得警惕。”叶朗进而举例俄罗斯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对比，“从小塔可夫斯基的母亲就让他看《战争与和平》，并分析其中的优美篇章，从此《战争与和平》就成为他文化趣味的标准。”

时代特色：需国家文化来“执笔”

青少年是中国未来的“挑大梁”者，其文化素养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文化素养，也关乎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要使我们国家成为一个‘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目标。

对于人才的培养，叶朗认为，重视和提倡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钱学森先生晚年曾提出一个问题：怎样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怎样培养世界一流人才？根据历史和他本人的经验，他总结出一条结论，就是要实行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科学和艺术都需要大跨度的想象，二者的内在精神实质上是相同的，因此，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应当作为一种战略思想提出来。

一个有精神追求的国家文化应当显示整个时代的特色。叶朗举例说：“北京大学的林庚教授曾将唐朝的文化特色概括为‘盛唐气象’。用什么概念来概括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特色？这是我国文化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文化推广：以当代文艺来“开路”

文化特色的模糊也表现在我国文化的对外推广中。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功夫、中国菜、京剧的浅层面上。叶朗对此十分担忧：“这些都只是一个符号。我们应当重视推广当代的文化和当代的艺术，这并不是说遗弃传统文化，而是弥补国外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的认识缺失。”

是否应该提出并界定“中国当代文化”和“中国当代艺术”的概念，叶朗认为有必要：“这个概念能够体现我国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理想，并反映整个的时代。这个概念并不是没有，只是没有提出来，外国人不知道。比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多数是优秀的，然而获奖之后便被忘却了，没有推向国际很可惜。”叶朗认为，向国际社会推出一批又一批的当代文化经典、当代艺术精品、当代文化艺术大家，对塑造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有重要意义，也是以后的五年、十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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