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出版体制问题：市场竞争主体缺失。我们长期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为什么现在中央下决心进行改制，我想市场竞争主体的塑造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过去在传统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条件下，出版单位不是独立的企业法人，无法作为企业基本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另外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无法对外进行投资，或者投资的程序极其复杂。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出版社是广东发行集团，要在北京寻找13家大的出版社进行投资。广东发行集团卖这些大出版社的书，我在结款的时候，例如他当时是130万，按照130万的投资，就需要上学校的常委会，常委会的校长们没有一个知道到底这个投资值不值得，后来就让我们去汇报，结果说你们看着能投就投，你们看不能投就不投了。当时广东发行集团说，你如果作为股东的话，无论在市场占有率还是回款方面我们都会倾斜，否则的话就会有一定制约，后来我们就下决心去投了。但是这个风险很大，假如广东发行集团出现问题了，我和社长们就要承担投资失误的责任。所以作为理性的投资人，我们宁可不投，后来我们投了，因为它是国有的。现在我们看它的每年分红还是不错的。这说明在事业单位体制下，很难进行大的投资。另外事业单位无法进行上市，最大的资本运作它实现不了。而国外的出版企业，尤其那些大的出版集团都是上市公司，国内的技术服务商们，实际上也不受这些限制，它的市场化程度很早，像汉王这些，很多都是民营公司发展起来的，是高技术公司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些问题他们是没有的。

3、领导体制问题：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缺失。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出版业很难形成职业的出版家群体，现在的出版社只是所谓的行政性组织。有时候开出版社社长会，有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像外研社，有18亿，中央某个部委的出版社可能只有几百万，但是要开会的时候，外研社的社长就是处级，中央某个部长就是局级。另外，现在出版社社长基本上是上级任命的。出版业是专业性很强的，当他熟悉这个行业的时候，没准又要轮岗了，现在很多是四年一届，然后两届轮岗，所以很多出版社社长刚有起色，又轮岗到另外一个岗位，大学出版社尤其如此，大学出版社几个干得很好的社长，都离开了这个岗位。所以在这种领导体制下，一个理性的社长，他不知道他能干几年。刚才刘局长介绍了一下，说爱思唯尔投资了10年才有回报，这个社长如果投资10年的时候，有回报他已经走了。所以任何一个社长不可能在我在任期间不停地投，等收获的时候变成另外一个社长。另外数字出版具有风险投资的性质，风险投资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在现有的体制下，投资失败社长就承担很大的责任，投资成功的话，没准是别人的成绩。所以这种领导体制也制约了我们资本化的运用。

4、产业集中度问题：资源整合的缺失。我们不仅是媒体的分割，对媒体之间无法进行统一的资源整合和多次利用。现在国际出版业最大特点就是一次资源多次利用，一个内容资源可能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多次进行收益。但是我们现在只能有一种出版方式，它很难进行多次收益。另外，我们现在这种媒体的分割，刚才刘局长也讲了，我们有9000多个期刊，分数于4600个单位，所以就没法去整合，国内没有一家单位的期刊超过100种，我不知道中国社科院有没有100种，人大的资料是二次文献是100多种。所以这种情况下很难进行资源的整合。

5、企业运营问题：盈利模式的缺失。由于国内出版单位普遍规模比较小，信息资源形式单一，而且信息资源极其分散，因为数字出版最大的特点是海量信息，另外是对海量信息的集成和整合。现在本身资源就不多，所以很难形成整合优势和资源优势，就很难形成盈利模式。像爱思唯尔这些大的数字出版商，它之所以能够盈利，因为它有上千个期刊，这本身就是很强的资源，它就可以利用这种规模优势。国际上最早的形成盈利模式的是做专业出版的，国内没有这种比较强的规模优势，所以现在还没有比较好的盈利模式。出版界出现了投资数字早死、不投资数字出版等死的状态，现在大家讨论得很热烈，但是大家觉得出路在哪，现在没有找到很好的出路。

6、版权保护问题：现在版权保护观念的缺失。第一个宏观方面是侵权盗版现象严重，传统的出版物好歹还有一个实物能够取证，现在数字出版取证是非常困难的，你今天看到他侵权了，保全方面非常难，所以打击的成本也非常高。第二，我们国家的著作权规定，出版单位行使的是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这个权利的行使范围相当有限，一般作者和出版的签约时间只有5年，所以在这5年之内，出版社很难去投入，对这种资源进行集成、加工、整合，可能你刚刚整合之后，专有出版权的时间就到了，这样的话出版社很难做。因为这个东西现在时间太短了，包括传统出版也是这样，这个书刚刚宣传出去，结果5年到了，他换成另外一家出版社。所以这也是制约数字出版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六大缺失里，我想贯穿其中的一个明线就是体制问题，另外一个暗线就是资本力量的缺失。

Back  [1] [2] [3] [4] Next